我国的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实践大都采取了一种谨慎的立场，而且都将违反法律规定或违反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律实践并没有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路，没有将个人信息天然视为就是个人的，也没有赋予个人以一种固有的申请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
从我国地方制度实践来看，行政区和开发区之间也并非完全互斥，反而大体趋势是融合和改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4条采取的表述是辖区内特定区域。
同时，考虑到监察委员会派驻监察机构、派出监察专员二者之相似性，避免冗杂，本文合称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或派驻机构。2. 授权属于具体临时授权。不过，在党和国家机关之外，二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因为我国党组织遍及中央、地方乃至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因此纪检派驻不受单位性质等因素影响，理论上甚至可对任何单位进行派驻。根据授权（资格）取得者的身份差异，有监察系统内部取得或外部取得两种。为避免争议，本文采取非行政区的区域之表述，意在从逻辑上与行政区形成周延互斥，旨在排除任何有对应权力机关产生本级监察机关的区域。
（2）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包括符合该条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参公管理的）组织和单位等。[7]尚无向高等院校派驻之先例，亦无对足球管理协会、红十字会、公办医院等文化卫生医疗组织进行派驻的情况。[5]就我国而言，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等五位一体化的高度，到三中、五中全会决定、十九大报告，再到十三五规划和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对环境保护及治理进行浓笔重墨。
但如果重大特殊环境利益的减损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形发生时，就属于被此条款所禁止的范围。当然，毫无疑问，如何平衡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平衡环境共同价值和个体价值是个难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13]其次，如果只讲环境权而不讲环境义务，可能会出现公民主动放弃环境权或者不主张环境权的情形，那么这不仅有违环境权提倡的初衷，不利于环境公益的维护，甚至于环境治理的目标也会大打折扣。[25] 朱谦：《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属性》，《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2期，第64页。
[7]如果说，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环境善治，那么就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公共合作管理，这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公民环境义务所对应的是公共利益、其他公民的正当环境利益以及公民自身的个体环境利益，而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又对公民环境义务形成了国家环境权力（职责）。
[46] R.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A Reply to Legal Positivism,Trans by B.L.Paulson and S.L.Pauls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p.87. 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11] 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123. [12] 在国际上，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对环境权的研究兴起后，分别于7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关于环境权的两次理论研究高潮。[6]而恰恰，公众的积极参与对于公共事务和权利维护具有重要价值，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与环境福祉的社会。[5] [日]黑川哲志：《从环境法的角度看国家的作用及对后代人的责任》，王树良、张震译，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4期，第72页。
改善意味着对趋于恶化的环境的改进以及更好的环境的打造。公民身份的首倡者T.H.马歇尔明确指出：如果说公民身份意味着捍卫权利，那就不能忽视与之相关的公民义务。当公民具备较好的环境意识，会内化为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这无疑会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32]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7页。
[21] 参见江伟钰、陈方林主编：《资源环境法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891页。徐祥民、田其云等：《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因此，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认知，首先需要深层次把握现行宪法的环境品性，从而着力于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民环境义务的侧重对策性与实效性的具体内涵。（一）环境义务的直接关联条款 1.现行宪法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30] （四）公民环境义务的特殊存在情形 现行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10]其次，事实上，诸多公民权利的对应义务主体并非只有国家一方，如作为典型的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不少国家的宪法理论与文本均认为，公民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同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民只是对应的享受权利而无需履行义务。[13] 参见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09—116页。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并非仅限于第33条—50条，由此可类推，义务条款也并非仅限于第52—56条。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04页。
我们不能简单以类似于刑法上义务的模式看待公民的环境义务，并非谈到义务就是对公民完全适用强迫性和惩罚性的模式。[40]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法院对环境政策的中立立场不能为司法节制所完全保证。
所谓公共财产一般是指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各种公用设施。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9]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所理解的公民概念，总是对权利投以极大的热情，却对义务采取沉默态度，忽视了公民身份所内含的权利—义务互动结构。
[37]为了促进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环境意识，世界多国如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均制定了有关环境教育的法律。[18]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环境已成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利益无疑属于现实的公共利益。从现行宪法第26条的规定看，国家首先对环境负有保护职责。[23]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毫无疑问，环境保护最主要的推动者是国家，或者说国家是环境保护义务的最主要主体。
[41]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Contemp 249,1991,p.273. [42]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无论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均对以此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被称之为法秩序的体系表示认可。
宪法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013年频发的雾霾天气被国家纳入自然灾情并于2014年1月4日进行了通报。
（5）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议制定全国性的环境教育法。[28] [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社会正义》，刘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就环境权而言，学者们除了呼吁该项权利直接入宪，笔者也曾通过现行宪法第9和第26条等论证环境权的依据，[24]因此环境权在宪法上至少是间接存在的，那么，公民既然享有环境权利，也当然应该负有并履行相对应的环境义务。邹瑜、顾明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为此，马克思曾有经典表述，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此处的宪法规定属于禁止性规范，即通过禁止公民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以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27]很显然，时至今日，环境利益已经属于一国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是稳定有序的生活状态的物质基础之一，著名法学家德国人耶林曾说：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权威、威严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即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各人所关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探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1）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的最基本功能是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规范公民的环境行为，使得公民从观念上深化对环境保护义务的认知。
当然，需要合理适度把握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和功能。（三）其他义务隐性包含的环境义务 现行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